2013年7月16日 9点4分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考夫曼公司总裁 亨利·考夫曼

　　美联储(Fed)不久可能迎来一位新主席——这是怎样的接任时机啊。假设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今年离职，他的继任者将接手一个重大政策挑战：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回归传统货币政策将会很棘手。首先，这件事在美联储长达100年的历史中没有先例可循。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经济低迷、各国财政政策缺乏协调的情况下，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各大央行同时推行量化宽松政策。

　　其次，结束QE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明显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和金融业状况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尽管最新数据表明美国就业状况良好，但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经济好转的证据都还不够明显。

　　此外，如果现在结束QE的话，就必须面对大型金融集团可能无法有效运转的问题。《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没有解决“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美联储未能认识到，上世纪90年代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会加速行业整合，催生出更多“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

　　由此产生的金融巨头导致抵押贷款融资无法回到私人部门。姑且想象一下，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等联邦融资机构以某种方式解体了。在美国金融体系正在重组之际，大多数新的抵押贷款证券将由少数几个被视为“太大而不能倒”的巨头持有。

　　总而言之，美联储面临着一大政策难题。伯南克上月末关于退出QE的声明让复苏处于危险之中。他提出的退出时间表完全建立在美联储的经济预测基础之上，而最近几年美联储的预测并不靠谱。

　　但延续QE可能鼓励不可持续的金融活动。负责货币事务的官员警告称，已经出现了专门利用美联储资产购买计划的投机活动。美联储能否有选择性地对待这些投资活动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它这么做，就将背离近几十年实行的政策手段。然而，新任美联储主席应该挑起另一项重大使命。美联储的组织结构虽然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变，但对于其应对未来的挑战并无帮助。

　　例如，12家地区联储银行在地理上的分布已经显得过时。在20世纪初美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时期，联储银行大多位于中西部和东北部是合理的。随着西部和南部人口增多、经济活动变得活跃，这样的分布越来越不合时宜。加利福尼亚（本身就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和西部其他6个州只有一家联储银行，而整个南方也只有两家联储银行。与此同时，密苏里州仍然有两家联储银行，与1913年的情况一样。另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成员构成和投票权方面的规定过于陈腐，也扭曲了美联储的治理。FOMC拥有投票权的是7名理事，而12个地区储备银行行长中只有5位拥有投票权。纽约联储银行行长享有永久投票权，考虑到纽约长期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很合理。但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有7位地区联储银行行长不能投票。

　　同样，投票轮换制虽有其历史根源，但并不适合当今的情况。为什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每隔一年就能拥有投票权，而其他9个地区银行行长每3年才能拥有投票权？前两者在经济金融方面的重要性和十年前一样吗？

　　另一个改革时机成熟的地方是理事薪酬。6位理事每人可拿到17.97万美元年薪，美联储主席的年薪是19.97万美元，与私人部门相比略嫌寒碜。遗憾的是，与其他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一样，美联储官员往往来自私人部门或者离职后会进入私人部门。其实应该禁止美联储职员以及美国政府中其他负责关键金融职位的人士在离职若干年内进入金融机构任职。

　　或许央行间的薪酬竞争将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据报道，英国央行(BoE)新任行长、加拿大人马克·卡尼(Mark Carney)年薪将超过100万美元。

　　我们目前仍不清楚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否会再次任命伯南克第三次出任美联储主席，也不知道后者是否会接受这一任命。伯南克未能及时发现金融危机来临的先兆；然而，当他察觉到情况不对的时候，他做出了有魄力兼有独创性的应对。他推出了QE，尽管FOMC内部存在明显的不同意见。

　　在当前经济和金融环境下，面对美联储过时的组织结构，新任美联储主席也必须迅速展现出大胆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