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3日 8点3分 来源：上海证券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美国违约威胁的长期效应将是极其负面的。首先，它强化了一个概念，即政策和政策纠纷将只考虑美国国内问题和利益，而不理会给全球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哪怕这方面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事实上，美国的不少政客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全球金融体系受到重创反过来可能带给美国经济的巨大冲击。

　　其次，美国主权债的海外持有者，将几乎肯定会开始把美国国债视为风险资产，而且只要有可能，海外美债持有人都将寻求实施资产多元化。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极低，因为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也会带来自我伤害——但这一转变必将掀起波澜。

　　第三，出于国内政治目的绑架美国国际信誉的意图，几乎肯定将加速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和管理方面影响力的衰落。在短期和中期，这样的影响力衰落可能造成真空，导致动荡和风险加剧，因为，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现在还没有太多国家可以完全替代美国的角色。

　　事实上，美国影响力衰落的趋势——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和稳定性责任共担的最终趋势——已经开始。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的。最好的结果或许是，这一转变会是渐进而平稳进行的，在此同时美国可以继续起到领导作用，就像其在战后大多数时间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最后，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也可能重新激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的动议（或许当年时机还未成熟），并加速寻找单一国家储备货币模式可行替代方案的过程，现在的模式早已过时。毕竟，没有人希望看到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因为某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而受到牵连。

　　未来几年中，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多考验：增长、就业、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分配挑战、欧洲影响深远的机构改革、中国复杂的转型以及进一步减少全球贫困。要有效应对这些考验，需要决策者们设计出一套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这一新体系中，诸如美国等单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干扰，不会危及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